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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波 | 影印珍稀文献对学术研究的助力——以《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为例
来源:藏书报   发布时间:2021-08-12 【选择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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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本人大量使用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等影印文献,颇为受益。今以个人经历探讨影印珍稀文献对学术研究的助力,希望能对学人的工作有所裨益。
 一、影印珍稀文献有助于学术研究拓荒,为学术研究繁荣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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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所知,影印珍稀文献主要包括古籍文献、外文文献、民间文书、石刻碑铭等类别。这些珍稀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有助于学术研究拓荒,为学术研究繁荣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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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十年前在与日本爱知大学(前身为东亚同文书院)李春利教授的交流中了解到,爱知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大批由日本学生完成的对近代中国的调查报告。(日本爱知大学曾赠送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套《東亜同文書院大旅行誌》[ 东亚同文书院历届学生在旅行踏查后,皆须撰写两种文字充作结业书,一为见闻性旅行日志,称“大旅行记”;二为专题调查报告,称“大旅行报告书”。(冯天瑜教授在《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序中语)])这些资料在爱知大学图书馆保存完好,受到诸多日本学者的重视,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受语言和地域所限,获取这些资料的途径较为稀缺,导致无法充分利用这一资料宝库。所幸的是,近二十余年来,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及其团队大力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前进。如果说2000年前后由冯天瑜教授编译出版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还仅仅是展示资料库冰山一角的尝试之举,那么冯天瑜教授于2016年、2017年陆续主编整理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全200册)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全250册)影印版资料则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览这套资料的全貌。尽管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日文阅读仍然具有较高的门槛,但影印文献加速了这一学术领域的拓荒和发掘工作。正是在前人的不懈努力和影印资料出版的助力下,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的相关研究逐步受到学界和社会的重视,2016年笔者以《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对华经济调查研究》为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支持,2020年又以《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为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持,而冯天瑜教授也获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赞助重点项目支持。这是学术界对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日益重视的反映。

二、影印珍稀文献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手迹文献的全貌,为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多视角研究原始材料的可能性

许多影印珍稀文献保留了作者的书写笔迹、涂改痕迹及批注信息等,当然也保留了原文的错漏、难解之处。尽管这些错漏、难解之处或符合当时语境的表述方式为阅读理解和翻译整理带来了挑战,但也正是从这些内容中最能真实地还原调查者撰写时的社会背景和写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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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研究团队在翻译《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部分内容时发现,在调查者眼中习以为常的一些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后来人的眼中则会变得越来越陌生,甚至完全不清楚。例如,东亚同文书院调查报告书中曾提到1929年之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在大同禁止流通,直到“山东军”撤退,才得以流通。我们在翻译校对文稿时感到很奇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确实战争不断,但从没听说过山东军队打到大同的事情,后虽多方查找资料,仍一无所获,最后还是请教山西省社科院的老先生张正明教授,才算把这一问题解决。张正明教授经过查对资料,认为应是张作霖的东北军。当时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北伐军联合,共同抗击张作霖,张作霖的奉军攻占过大同,在当地统治过一段时间,这就是书院学生提到的“山东军”限制山西省银行券流通的背景。这里还有一个背景,老山西人喜欢把太行山以东,比如河北、山东、江苏等地的人,都称之为山东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同人把张作霖的奉军称之为“山东军”,就不足为奇了。东亚书院的学生原封不动地记录了下来,虽然由此造成了后来研究者的苦恼,但也为后人重新校对过往文献和理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借鉴。

三、影印珍稀文献对文献整理贡献颇高

我们绝不能将影印文献简单理解为只是将原书资料进行了扫描复印。从本人阅读过的影印文献来看,许多手迹影印本的正文可能仍是外文,但多有编者以中文整理和书写的前言、后记、校勘、索引及相关资料等附加内容,这对于了解和使用资料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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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及《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的内容均是日文手写体,而且普遍辨认不易。其次,这些日文资料形成于明治后期、大正和昭和前期,而这一时期的日文与现代日文在文法、语法上颇有些差别,在翻译解读时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不能用通常日文对待之。再次,这些日文资料的专业性强,涉及大量金融、货币、财政、贸易、保险等问题。可想而知,这样的两套大部头资料如果等待全文翻译后再作研究,可能尚需几代人的努力,即使是熟悉日语的学者也难免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堆中难觅头绪,但影印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能够让学者们尽快能够接触到一手资料,而且可以帮助即便是不懂外语的学者也能够通过母语尽快掌握资料的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之上,就可以和其他学者合作,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年份、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等问题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笔者团队在构思探讨对《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中子课题的研究方向时,就曾在冯天瑜教授团队整理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总目索引附录》的基础之上,对涉及中国近代内外贸易发展、交通地理变迁、矿产资源、金融货币和商业伦理观念等各子课题问题的报告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分类,并纳入至预期的科研工作计划中。如果没有前人对影印资料的整理,这一工作无疑将花费更长的时间。

四、影印珍稀文献助力完善原始文献及数据库整理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越来越重视重原始文献并对之进行整理和研究的趋势。这是很值得大力鼓励和提倡的。须知,原始文献翻译和数据资料的整理工作,是不同交叉学科探讨历史的基础。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严中平、汪敬虞、孙毓棠、巫宝三、聂宝章等老一辈学者整理的一批资料仍是今人经济史研究参考的重要资料,在各类应用经济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随着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许多学者通过搜集和研究来源较为可靠的数据得出许多耳目一新的成果,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薛华教授通过桐城族谱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流动性问题、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教授通过科举记录研究人力资本问题等,尽管某些学术研究的结论或许尚存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学问题上,更为注重理论与史料、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这将使得学术探讨更加全面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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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经济史学研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古代对于数据的测度与记录重视不足,留存的数据类型的史料有限,对于许多有争议的问题难以进行实证检验。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而言,如果能找到经过权威学者校正并完成数据电子化录入的完整公开的数据库自然是最为理想的资料来源,但这些成果绝非一日之功。例如,中国粮价数据库如今已经在网上公开,任何一个学者有需要都可以从网上便捷地下载和进行学术研究。但这一庞大数据库的搭建得益于全汉昇教授、王业键教授及Richard·A·Kraus教授等人长期以来对于粮价资料的整理,这其中的付出可想而知。如《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这类外文影印文献的一个好处是外国人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尤为重视数据资料的搜集和记录,因此在东亚书院调查报告中有大量涉及物价、交通、贸易等问题的表格数据,笔者相信影印珍稀文献将是未来逐步完善原始文献和数据库整理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后续还需要不断有学者进行翻译整理出版,将数据信息电子化并整理成数据库的形式,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便利。

五、影印珍稀文献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冯天瑜教授评价东亚同文书院调查报告,认为其在近代日本关于中国调查的诸多系统中“踏访历时最长、覆盖面亦最广”。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类珍稀的外文调查报告影印材料,是难得的借他者之眼,来看待中国问题的渠道。

同期的几类大型调查,如满铁调查(日)、末次情报资料(日)、卜凯调查(美)等,或偏重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个侧面,或偏重某些区域。目前学者探讨著述较多的是满铁调查,例如美籍华裔社会学家黄宗智关于华北小农经济研究、美国社会学家杜赞奇关于华北地区村级结构的研究都基于这一资料。

相比而言,满铁调查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中日关系交恶的时期。它主要服从于日本占领当局掠夺中国资源的需要,主要在东北、华北、华中等日占区开展“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交通、文化等一切方面”的调查。以商科为主的东亚同文书院调查兴盛于1901—1931,这是中日关系比较友好、甚至个把年份还进入到蜜月的一个时期,由此使得书院调查得以在全中国展开,并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方面的支持。基于培养合格的“中国通”的目标,书院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交通要道(商路)为主干,对周围地区的商品生产、运输及费用、工商组织、商事习惯、金融形态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等进行调查。围绕某一主题在不同地区,或在同一地区围绕不同主题,反复拉网式调查,这是满铁调查没有的,由此使得书院调查报告具有更高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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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书院对农村的调查,着眼于商品性农作物的生产与技术的改进,乡村与市集间距离、交通工具和运费等;特别是对商品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中国经济地理变化、商业形态和金融形态的变迁等,有翔实可靠的记录。简言之,同文书院经济调查其最值得重视之处在于:其调查涵盖面大,能够基本俯瞰整个中国国情实况,并且以商品交换为中心延伸至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客观反映经济全球化将中国各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程,如实记录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而且由于这些书院学生接受过严格的社会调查方面和汉语文化的专业训练,加之中日文化本身相近更利于沟通学习,这些“中国通”完成的调查报告和游记中记载了大量不同行业的资料和数据,甚至包括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就这些客观的调查资料而言,其中绝大多数是较为客观、真实、有效的,可以拿来即用。

调查报告书中不仅有调查者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客观记载,还保留了调查者的大量评论。由于这些调查者都是来自于当时相对更为发达的日本,且受过良好的、较为系统的商科训练,他们的许多评论符合时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比如,笔者编译的《东亚同文书院对华经济调查资料选译(金融卷,1927—1943 年)》(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 年8 月)第 177—223 页记录了书院第30 期生岛田幸吉的《上海钱庄调查》。岛田幸吉指出了当时钱庄存在的几个弱点,诸如资本规模不大,组织粗放,店员缺乏经营知识,进行投机事业,以及学徒制度不良,把学徒像奴仆一样看待,不支付工资等等。在改良之法中,岛田幸吉特别强调:第一,星期日休业半天。这对经营不会有任何影响,反而会使店员精神愉快,工作勤勉。第二,公布经营业绩,增强公开性。第三,跟店员签订合同,交保险。显然,这是新商业文明的体现,也是日本作为后发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反映,更是中国工业化历经曲折但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因此,对于他们的评论我们要给予重视。

正如河北师范大学康金莉教授评论认为,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者“基于工业化先行国家的视角对中国钱庄营业、学徒、信用状况进行评论,分析银行和钱庄关系等,并提出发展建议,不失为对近代中国金融研究的国际化视野与前瞻性思考,对近代中国金融研究思路之拓展不无裨益。”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受到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泛亚细亚主义的熏陶,书院学生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甚至民族自大感,比如对中国民众抵制日货运动的评价、对欧美在华商业势力的评价等,往往带有偏见或错误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它,避免拿来即用。


  • 知识链接:东亚同文书院及其调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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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1900 至1945 年在上海建立的一所海外大学,以商科为中心,旨在培养“中国通”,亦即“培养不通过买办也能跟中国人直接做交易的商业人材”。其前身是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其余脉就是今天的日本爱知大学。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的日本出于对抗欧美在华势力、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考虑,非常重视对中国的交通、贸易、商业习惯、商业势力、金融机构、度量衡以及民众生活水平、风俗人情等的了解。再加上深受德国兰克史学重视原始资料的影响,书院要求学生毕业前都要深入中国各地进行为期3-6 个月的“卷地毯”式调查,报告送交日本外务省、军部和农商务省(1925 年分成农林、商工两省)。先后总计5000 余名学生分成约700 余个小组,调查持续45 年(1901—1945),范围遍及西藏以外中国所有省区,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旅行调查。这些资料一方面为后来的日本侵华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另一方面也客观记录了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这一时期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等多方面的细节,是研究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研究民国史、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社会史、民族史等极为重要的资料。


(本文转自《藏书报》,作者周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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